韩国尽管是全球排名前十五的经济大国，却因落后的气候政策被国际社会贴上“气候政策落后国”的标签，这背后究竟谁该负责？本文将剖析韩国温室气体排放的结构性矛盾，揭示高碳排放企业的真实面目——既是国家经济的核心，也是气候危机的源头，浦项钢铁面临的两难困境以及其绿色口号背后隐藏的巨额碳排放真相。
从韩国工业化的火种，到气候危机的火苗
20世纪60年代末，韩国还是全球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但随着浦项市海岸竖起的高炉中燃起火焰，韩国仅用一代人的时间就改写了国家的命运。浦项钢铁为造船、汽车、建筑等产业注入核心动力，成为“汉江奇迹”名副其实的引擎。
然而时光流转，这团火焰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曾经象征工业化的高炉，如今被称作“气候危机的火苗”。浦项钢铁每年排放7000万-8000万吨温室气体，作为单一企业，其温室气体排放量位居全球前列，正处于国际社会的关注和监督之下。作为国家经济支柱的浦项钢铁，在气候危机时代正面临“转折点”。
浦项钢铁的碳排放与结构性矛盾：既是韩国经济核心，也是气候危机的源头
根据2024年数据，韩国全年温室气体排放量为6亿9158万吨（韩国环境部临时统计）。其中，浦项钢铁的排放量达7107万吨（出自《浦项钢铁可持续经营报告》），占比超10%，这正是国际环保组织将浦项钢铁称为“全球顶级排放企业”的原因。
低效生产流程与能源结构
问题的本质不仅在于排放规模，更在于结构性缺陷。浦项钢铁每生产1吨粗钢，碳排放达2.03吨，超过1.92吨的全球平均水平（世界钢协可持续发展报告数据）。这是因为其97%的粗钢产量依赖传统“高炉-转炉工艺”——这种工艺的碳强度极高，在从铁矿石中提炼铁的过程中，需使用煤炭（焦炭）作为化学反应还原剂，由此产生巨额碳排放。
此外，韩国国家电网“清洁能源供应不足”也加剧了浦项钢铁的碳足迹。浦项钢铁使用的电力，绝大部分仍来自化石燃料发电（火电），这导致钢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间接排放量（范围 2，即外购能源相关排放量）居高不下，形成难以破解的结构性问题。
由此便出现了一个悖论：作为韩国经济核心与出口支柱的浦项钢铁，却成了应对气候危机的“最薄弱环节”。
氢还原炼铁需要大量可再生能源的支撑
浦项钢铁在2021年提出，将“氢还原炼铁（HyREX）技术”作为核心脱碳战略。该技术以氢气替代煤炭进行炼铁，并公开承诺到2050年实现商业化应用。但现实中的重重难题，正阻碍该目标的推进。
灰色氢气的陷阱
韩国目前90%以上的氢气产量为“灰色氢气”——即从煤炭、液化天然气中提取，每生产1千克氢气会排放超过10千克二氧化碳。在这种能源结构下，即便减少了高炉的碳排放，也会因氢气生产过程产生更多排放，形成“碳转移”，无法实现真正的脱碳。
可再生能源不足的根本性局限
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测算，若要为钢铁行业提供所需的绿色氢气（通过可再生能源制氢），韩国当前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至少需提升八倍以上。但现实是，韩国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仅为7.5%，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排名垫底。
浦项钢铁描绘的美好未来愿景，在工厂内仍持续燃烧煤炭、冒出黑烟的现实面前，正变得愈发模糊。
可持续经营报告中的“绿色”与现实脱节
浦项钢铁每年发布可持续经营报告，打出“Green Tomorrow，With POSCO”（与浦项钢铁共赴绿色明天）等精致口号，塑造环保企业形象，但现实与宣传之间的差距，正不断拉大。
公平交易委员会的处罚
2025年4月，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认定浦项钢铁存在“漂绿”行为——即通过广告将旗下产品虚假宣传为“环保产品”，并对其下达整改命令。涉事产品包括“Inobilt”、“E AutoPOS”、“Green Able”三个品牌。公平交易委员会明确指出，“Inobilt”认证标准中，环保属性的权重极低，难以将其认定为环保产品。
国际环保组织“碳市场观察”也在2023年的报告中，将浦项钢铁列为“亚洲代表性漂绿企业”。
缺乏实质内容的碳中和路线图
尽管浦项钢铁公布了碳中和路线图，但外界普遍指出其“具体减排执行计划仍不明确”。事实上，该公司当前的重心并非减排，而是以“扩大钢铁需求”为借口推进产能扩张——例如计划在光阳地区新增高炉钢厂。
政府的忽视与钢厂周边社区居民的健康风险
浦项钢铁目前在浦项和光阳地区运营九座大型高炉，这些设施排放的烟尘与二氧化碳正直接威胁周边居民的健康。
超细颗粒物（PM2.5）的威胁
调查显示，浦项钢铁厂周边的超细颗粒物浓度达67.3-77.3微克/立方米，最高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标准的15倍，污染问题极为严重。该区域整体均暴露在“超过推荐标准6-10倍”的污染环境中。
专家指出，钢铁厂周边地区的呼吸道疾病发病率高于韩国平均水平，癌症发病率也相对较高，这是必然结果。但韩国政府却以“保护国家基础产业”为由，未对浦项钢铁采取强有力的监管措施。
落后于国际的政府支持
为推动钢铁行业脱碳，德国每年设立规模达50亿欧元的“产业转型基金”；日本则投入2万亿日元设立“绿色创新基金”，支持日本国内钢铁企业转型。相比之下，韩国政府的漠视不仅延缓了企业的转型进程，还导致其国际竞争力不断削弱。
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引发国际压力日益加剧
2026年，欧盟正式实施“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这一政策将直接给浦项钢铁带来巨额财政负担。据统计，浦项钢铁每年对欧洲出口的钢铁产品达1200万吨，据估算，仅此一项每年就可能新增7亿-10亿欧元（约合1万亿韩元以上）的成本。
美国也通过《通胀削减法案（IRA）》，将低碳钢铁列为优先采购对象，推动全球低碳供应链重组。浦项钢铁因拖延脱碳转型而付出的代价，如今正以数字的形式不断施压。
供应链中的碳排放：甲烷排放是问题所在
浦项钢铁的碳排放问题不仅限于工厂内部，还延伸至原料采购环节的供应链（范围3，即价值链上下游相关排放量）。分析显示，浦项钢铁主要使用的澳大利亚产炼焦煤，在开采过程中每年约排放37.5万吨甲烷。甲烷的温室效应强度是二氧化碳的80倍，若将上述甲烷排放量换算为二氧化碳当量，排放量约为1100万吨。若将这一数值纳入浦项钢铁公布的供应链排放量，其每年实际总排放量预计将超过8000万吨，规模堪比丹麦或芬兰等国家的全国年排放量。
欧盟计划从2027年起，对煤炭和天然气供应链中的甲烷排放实施监管。这意味着，浦项钢铁的钢铁生产原料，将在国际贸易秩序中成为新的风险点。分析认为，当这些“看不见的排放”最终被纳入国际社会的严格监管体系时，浦项钢铁的负担将成倍增加。
气候与环境风险对企业价值造成的负面影响
国际金融市场已不再忽视浦项钢铁的气候风险。2023-2024年期间，法国巴黎银行、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等27家全球金融机构，将浦项钢铁列入“投资排除名单”，其中超半数机构明确将“气候与环境风险”列为主要原因。
后果显而易见：浦项控股集团的市值在一年内暴跌57%，跌幅在全球主要钢铁企业中位居第一。这一案例清晰表明，气候危机正以“削弱企业实际价值、摧毁投资者信任”的具体方式产生影响。
面临转折点的浦项钢铁，最后的抉择时刻
“浦项钢铁究竟是韩国经济的象征，还是气候危机的源头？”即便当下已为时不晚，只要浦项钢铁切实推进“扩大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供应链脱碳、制定高炉关闭路线图”等举措，钢铁产业的火焰仍能转变为照亮未来的希望之火。
但如果像现在这样，继续漠视碳排放的责任，仅靠“绿色包装”拖延时间，国际社会终将把浦项钢铁贴上“气候政策后进生”的标签。
碳中和的时钟正不停转动，若继续拖延抉择，浦项钢铁那巨大的高炉终将不再是韩国经济的骄傲，而是以“气候危机源头”的身份被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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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项钢铁正开发氢还原炼铁用大容量氢供应链
浦项钢铁正为氢还原炼铁工艺的投产做准备，着手构建可稳定获取、储存和运输大容量氢的供应链。目前，浦项钢铁主导氢还原炼铁技术开发，浦项未来技术研究院负责开发支撑该技术的稳定氢供应链。
浦项控股正与浦项钢铁ENC、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浦项工业大学联合开发一款设计方案包，该方案整合了通过氨裂解制氢的HyPAC技术与浦项钢铁的HyREX技术。
通过2024年完成开发的HyPAC技术，氢生产系统的效率已达到85%左右。HyPAC技术的核心——氨裂解技术，是在将氢转化为氨、再将氨还原为氢的过程中提升效率的技术。
浦项钢铁设定到2050年实现钢铁领域碳中和的目标，目前正以2030年为节点开发氢还原炼铁技术HyREX，该技术用氢替代煤炭（焦炭）去除铁矿石中的氧。要通过氢还原炼铁实现碳中和，如何供应大容量清洁氢是关键问题，而构建氢供应链至关重要。
浦项钢铁之所以致力于开发基于氨裂解的氢生产体系与HyPAC·HyREX氢还原炼铁工艺整合的设计方案包，是因为氢的海外采购依存度较高。此外，若从海外采购氢资源，需先将其转化为氨再进行运输。具体流程为：在东南亚利用可再生能源无碳排放生产清洁氢，将其转化为便于储存和运输的氨后运至韩国，再通过裂解工艺将进口氨还原为可使用的氢。如此一来，从海外采购清洁氢后，韩国国内可通过核电或可再生能源形式供应“低碳电力”，从而帮助浦项钢铁等钢铁企业减少炼铁工艺中的碳排放。
此外，浦项钢铁正在开发钢铁行业专用蓝氢“铁基氢（Ferro-H2）”。蓝氢是通过甲烷高温热解与碳一同生产的氢，其碳排放形式为固体而非二氧化碳。该技术的开发灵感源于氢还原炼铁工艺生产的直接还原铁本身可作为甲烷分解催化剂这一特性，同时指出由此产生的碳还能起到稳定直接还原铁晶格结构的双重作用。
浦项钢铁还提出了氢供应链所需的固体氧化物电解水制氢（SOEC）和天然气CCUS技术（碳捕获、利用与封存技术）。SOEC是通过电解水生产氢的技术，天然气CCUS则是在天然气通过化学反应制取氢（蓝氢）的过程中捕获排放碳的技术。
